国家科举与地方家族文化：对浙江泰顺旧家谱的分析

本文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编《国家视野下的地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第164—180页。

国家科举与地方家族文化：对浙江泰顺旧家谱的分析

吴松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我国农村通常都有家族组织和家族文化，但各地的发达程度有较大的区别。历史上凡是移民迁入早i开发历史久，并且战乱不多的地方，家族组织和家族文化就比较发达，反之则要弱一些。位于浙江南部、福建和广东东部的东南沿海丘陵山区，地理位置偏僻，群山绵延，历史上战争较少，古代较早迁入的家族在此发育了发达的家族组织和家族文化。

笔者曾著文简述位于这一区域的浙江泰顺县的家族制度，认为家族、村庄、地方与县四个层面构成了农村的地域社会结构，古代自中央到地方的垂直行政系统官员的配置一般只到县一级，对县以下的管理主要依靠这种地域社会结构。[①]本文拟在基础上，依据田野考察时所获得的家谱和访谈资料[②]，讨论构成县以下地域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家族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科举对家族文化的关键性作用。"术界对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固然已有不少的研究，对科举在家族文化中的作用也有论及，但说明科举对家谱编纂、宗祠兴建的关键性作用，以及家族如何顺应科举文化的研究，似乎依然有限。本文拟集中在这些方面，希望以浙江泰顺为案例，制成一块引玉之砖。[③]

   为说明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介绍泰顺的旧家族及其族谱和宗祠。

一、泰顺的旧家族及其族谱和宗祠

1998年编的《泰顺县志》依据全县家谱和户口册，记载了县内人口达千人以上、有谱牒可稽的汉族、畲族55个姓的迁移源流[④]。比较我们在近50个村庄的访谈和家谱调查，县志的记载应非无根之谈。我们对这些数据的研究表明，占全县人口三分之一的林、陈、吴、夏、王、张等6姓的大部分的始迁祖，早在唐宋时代便已迁入泰顺。另外，祖先在宋亡以后、明代建县以前迁入的现人口分别在5000～9999人的各姓，占了全县人口的另一个三分之一。换言之，占1998年泰顺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姓氏，其祖先在明朝景泰三年（1452年）建县以前便已迁入泰顺。[⑤]

清代方志《分疆录》有泰顺“十八大族”之说。唐宋时期，“前后入山著籍者凡十八大姓：义翔乡如莒冈夏、库村吴、包坑包阳包、箬阳毛、池村池、大住左窟方、罗峰董及宋、南阳江、仙居木棉徐、葛阳陶，归仁乡如夹屿大安归岩张、筱村四溪林、陈阳陈、夹屿章峰蔡、东溪曾、叶屿洋叶、周边周。开山立业至今八九百年，子孙尚多聚族而居。”[⑥]这些唐宋时期迁入且聚族而居的巨族大姓，不仅奠定了泰顺家族文化的基础，而且构成家族的主体部分。

宋代是温州历史上大开发的时期，到了南宋温州已成为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少、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南宋著名思想家、温州人叶适说温州：“余观今之为生者，土以寸辟，稻以参种，水蹙而岸附，垅削而平处，一州之壤日以狭矣。”[⑦]温州是土狭民稠、对外移民的区域[⑧]，同时又是 “俗秀而矜絜，子弟胜衣能文词”[⑨]，“尤号为文物极盛处”[⑩]的区域。泰顺在建县以前属于温州的瑞安、平阳两县的西部山区，温州经济文化发达地带主要在各县的沿海平原和近海山区，但这种经济文化的影响e可能不进入西部山区，并且向外迁移的温州移民也会选择西部山区作为迁入地。此外，南宋时期今泰顺南面的福建路的人地矛盾更甚于温州，其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可能还超过温州，来自福建的经济文化影响和移民迁入对泰顺的重要意义不可忽视。[11]

《分疆录》述外地移民迁入与泰顺文化兴起的关系：“唐季各大姓避地入山，至宋而人才辈出，蔚为文物之邦。”[12]依据《分疆录》和泰顺迁入较早的大姓家谱关于本族中举人数的记载，南宋无疑是泰顺历史上中举人数最多的时代。[13]泰顺的若干家族，如库村的吴氏和包氏、箬阳的毛氏、泗溪的林氏、罗阳的董氏、章峰的蔡氏、仙居木棉的徐氏、池村的池氏，龟岩大安的张氏，不仅“登甲科者既不乏人，即由诸科及恩荫出任者亦夥”。[14] 当然，需撇去某些家谱中可能有的虚夸的成份并考虑不同时代的科举做法，但南宋时泰顺文化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却不应怀疑。

泰顺的家族，基本都拥有家谱、宗祠、族田、族学，有的还有开基祖的墓。上述诸方面尤其是家谱和宗祠构成家族文化的主要内容。在古代泰顺人看来，“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可以知兴替，可以知贤否，可以知尊卑”[15]。如果没有家谱，一旦族内人口众多，或者乱离之后，族人将互不认识，视同路人。而且，家谱是家族历史上的人口、经济、社会关系的如实记载，生卒有书，坟墓有书，仕进有书，品行有书，族规族约有书，这些记载也有益于风俗人心。

泰顺每个人数稍多的家族，几乎都有一部以上的家谱存世。迁入较早的家族，大多从明代或清初开始修谱，至今至少修过三四个谱。有的据说修谱之早，可以推到宋代。例如，三魁张宅的张氏，据其谱所载的康熙年间张天祐撰《历世修谱纪年》，宋建隆辛酉年首次修谱，此后熙宁十年、淳熙八年、景定二年、咸淳七年几次修谱，后“因景炎之乱所修谱烬于兵火”，于元朝至元三年重修。此后，明代的永乐十六年、成化十二年、嘉靖十年、万历八年，清代的康熙三十六年、康熙五十九年、宣统辛亥年都修过谱。如果上述记载属实，张氏历史上修的谱已有14次之多，笔者看到至今仍有康熙五十九年谱、宣统辛亥谱存世。

我们在2006年、2007年的两次大规模考察及其后的后续考察中，对泰顺境内近半数乡镇的近五十个村庄访谈和拍摄家谱。截止2009年，共收录家谱33个姓氏的129部族谱。其中，除了吴氏、林氏、张氏、陶氏等泰顺当地传统的“十八大姓”之外，亦不乏晚近迁入的赖氏、苏氏、曾氏、邱氏等客家姓氏，以及以雷氏为代表的畲族姓氏。以修谱的年代论，明代谱6部，清代谱57部，民国谱26部，解放初期谱5部，改革开放以后新修谱35部。[16]

凡稍具规模和历史的家族，或一村或数村，都建有自己家族的祠堂（或称宗祠），并在祠堂中定期祭祖，是泰顺家族组织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泰顺农村可以说无t无祠堂，无村无祠堂。按照一家家谱所说：“泰虽僻处山陬，三家之村，必有祠堂，而野老樵夫，类能言其十世以上祖，风至古也。”[17]各村因漂亮和气派而引人注目的传统建筑物，几乎都有祠堂，杂姓村往往有数座祠堂。祠堂中供奉祖先的牌位，还是家族领袖议事和某些公共活动，例如每年祭祀祖先的场所。

如此众多而又编纂历史相对悠久的家谱，以及广泛存在于山村的祠堂，无疑是研究古代东南沿海山区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宝贵的历史资料。这种来自乡野民间的资料，为我们展示的传统时代农村文化的面貌，是任何其他的资料无法代替的。

二、科举在家族文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自唐后期起，门第血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支配作用大大下降，科举制的推行更为下层人群的向上流动开辟了道路。宋代科举的大门，几乎面向全社会打开，两浙路仙居县令陈襄描述道：“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庥荫子孙，岂不为盛事哉？”[18]科举大门的敞开有力地刺激了全社会的读书之风，加上学校教育的扩大，宋代士人数量相当庞大，读书当官成为相当一批人的衣食之道。在那些人稠地狭、生计艰难的地区，走读书当官之路的人特别多。靠近泰顺的福建尤其如此，例如建宁府（治今建瓯）“土狭人贫，读且耕者十家而五六”[19]；兴化军（治今莆田u“家贫子读书”[20]，“赋入不敌江浙一大户，而魁人韵士居多”[21]。

科举制度在促进文化向民间普及的同时，也将读书当官的理念推向了民间。在古代高度重视农业、倚耕地为主要财富的背景下，百姓有了钱就要购买耕地，官员同样如此。官员往往是一边当官，一边当地主，并千方百计鼓励后代继续走读书当官之路。对贫穷人家来说，督促孩子读书当官更是摆脱贫穷的最好的出路。宋代以后在东沿海这种经济文化达到较高水平、人均耕地又相对少的地区，开始大批出现所谓“耕读持家”的家族，且这种持家之道入元明清而不减。泰顺山区同样如此，各姓家谱中不乏“耕读持家”的记载。摘引数例于下：

上交垟曾氏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从福建迁入，“枕山营室，筑土为垣，建屋数楹，规模粗具，遂迎其父母携眷属以家焉。居越年，买其村之山与田耕种以自给。延师为子弟训，秀而文者习举子业，强而勇者应武科，讷者农，善会计者贾也，一家之人无游手不事事者。”在迁入半世纪的同治四年（1865年），二房的第三世曾俊才登恩科举人，获授职骑尉，从此簪缨蝉联，被称为泰顺望族。[22]

泗溪汤氏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从乐清迁入，“初时不过一父一子，行李无长物”；“迄今不过百余年，其孙曾日盛，屋宇频兴，田园山场所置愈广，而俊士又声振黉宫，继起者尚不可量，瞬息间将与悦公诸族等矣”。[23]

三魁秀溪边邱氏开基祖康熙年间率兄弟迁入，“当日行李资费外仅余数百金，惟克勤克俭，服畴食德，置田园，创屋宇。及身培植孙曹业儒，岂非当世之人杰也？”[24]

雅阳塔头底季氏原居青田县，明朝迁入泰顺，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一支迁入塔头底，在村中广创宅第，购置恒产。雍正十一年（1733年）创有闲斋，供子弟读书。不久族人写文章说季氏：“至于今楼房广建，恒产多增，文裔绳根，诗礼相承”，即不仅富有房屋和田产，文脉也得到了继承。[25]

雅阳百福岩周氏原居景宁县，康熙五十四年以后辗转迁入。开基祖迁入时既贫又穷，无立锥之地，成家后日夜劳作，因善于经营逐渐积累起家产。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以后后代获得功名，家业更加兴旺。[26]

如上所述，泰顺家谱的普遍记载表明，外地迁入的家族，一旦定居下来并大致解决了经济问题，便要送孩子读书，习举子业，若干代后便有子孙在科场获得成功。泰顺农村许多古民居的厅堂上至今o悬挂着书写或镌刻着“耕读持家”的祖先遗训，以实物映证家谱这方面的记载。

在古代的泰顺人看来，所谓的“耕读持家”，“耕”即务农，有能力者当拥田多多的0主，无能力者则耕种自己的几亩薄田；“读”即读书，通过科举走当官之路；“持家”即维持家族的世代绵延和千年兴旺。根据里光林氏的看法，“天下之人莫不欲高其门第，然门第之高必有贤父兄以开立教之原，斯可以高其门第。又莫不欲大其家声，然家声之大必得贤子孙以读圣贤之书，斯可以大其家声”。[27]换言之，“耕读持家”的关键在于“读”而不在于“耕”，如果要光大门楣、壮大家声，必须要走读书当官之路。因此，“耕读持家”固然环环相扣，关键仍是科举。

家谱的编撰和宗祠的建立，大致可以看作某个家族的家族文化形成的两个标志。家谱编纂一般都早于宗祠的建立，何时编纂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家族人口的数量，只有达到一定的数量才有编家谱的必要。第二个因素是家族的经济实力，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才有能力编家谱。第三个因素在于是否有家族成员取得功名，此项的重要性又超过前面的两项。宋代以后以科举为主要的取仕之途，在重视当官的传统社会，家族只有科举成功，在地方上才有自己的地位和发言权，便有了编纂家谱的必要。反之丶词谷丝谥诙啵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仍然没有社会地位，在此情况下族内人一般不会建议编纂家谱。

我们在泰顺考察期间，对18个村庄24个家族的历史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并获得这些家族的族谱。兹依据这些资料，制成下表，用以反映各个家族的迁入、科举、修谱和宗祠修建等方面的情况。

泰顺18个村庄24个家族的历史情况表

资料来源：依据吴松弟、刘杰主编：《走入中国的传统农村：浙江泰顺历史文化的国际考察与研究》，第四章对20个镇和村庄的研究制成。

上表表明，各个t族的迁入、始得功名、始修家谱和始修宗祠的四个时间，除少数情况外，大部分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第t，在迁入时间和始得功名的时间的关系上，一般说来，迁入越早，始得功名就越早。

第二，至于各家族迁e以后经过多少年才能有人获得功名，大致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家族迁入前已具有较好的经济文化基础，迁入不久即取得科举成功。另一种是家族迁入前的经济文化基础不好，迁入一二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有人获得功名。

第三，编纂家f的时间，一般都在取得功名之后。24个家族中，除了司前陶氏是在取得功名之前，筱村镇东洋林氏或许同时，其他都是在取得首次功名之后。有的家族在获得功名以后即首次编纂家谱，有的则过一二十年最多三四十年即编首部家谱。

第四，除了仙居乡张氏、泗溪镇前坪苏氏、雅阳镇塔头底季氏，宗祠的建立一般都在编纂家谱之后。乾隆二十八年王瑞琳为龟湖王氏宗谱写序，便指出对于家族而言，编纂家谱的重要性超过修建宗祠：“顾有族则必有祠，有祠又必有谱，祠所以萃祖宗之神灵，谱所以记世系之源流也。而吾谓谱之所系殆有甚于祠焉，盖祠虽l建，后有建者依然可栖祖宗之神灵。谱而不作，则世系莫考，虽欲栖祖宗之神灵，不可得矣。” [28]

需要指出，泰顺相当多的家族，在宗祠建立之前，并非不供奉家族的祖先神位和进行祭祀祖先的活动，而是另有场所。库村吴氏、库村包氏在唐末迁入的早期，都首先利用迁入地原有寺庙广度寺的边厅安放祖先神位并进行享祀活动，这一部分以后逐渐演化成两族最初的宗祠。[29]上交垟曾氏在迁入之初，先利用家族公共活动的大厅安放祖先牌位和祭祖。[30]有理由估计泰顺相当部分的家族，在家族形成的初期阶段，都可能先利用庙宇或家族公共活动大厅安放祖先神位并进行祭祀活动。此后因家族人口增多，原来的场所无法容纳祭祖的人群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才创建正式的宗祠。

  以上各项关系中，最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功名。绝大部分的家谱都出现在家族成员首次科场l功之后，而宗祠的创建又多在首次编纂家谱之后，足可说明首次的科场成功在家族文化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据此推测，大部分的家族如在科举上未取得成功，便缺少编纂家谱的冲动。

对于任何一个家族而言，成员要首次获得功名，需要文化、教育乃至经济方面的长期积累，有时还带上偶然性。位于泰顺山区的家族，因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于温州的沿海地带，难度显然又更大一些。泰顺有的家族迁入以后用了二三百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有人首次获得功名，即表明了艰难性。

三、家族文化对科举文化的顺应

对于家族而言，族内子弟获得功名，不仅是编纂家谱、兴建宗祠必备的条件，对家族还有其他方面的好处。王善军指出，在宋代，族人一旦获得功名，不但自己可以身享富贵，光宗耀祖，一家人免除徭役，还能够大大提高宗族在地方的威信。 在当时，一个宗族能否成为地方的名门望族，基本取决于这个宗族的出仕人数及其官职的大小。而且，族人出仕以后，还能为宗族带来诸多好处：创置或增置族产；恩荫宗族子弟；减少赋税徭役等等。就像宋人刘克庄所说：“人家一子仕宦，一家一族孰不望其庇荫。”[31]至于官僚们利用手中权利为宗族谋取非法利益，自不必说。[32]

由于功名对家族的重大意义，各家族势必要想n设法帮助子弟读书、读好书，考中功名。这方面的内容甚多，方法也多种多样。

第一，表现在对族内子弟，尤其是贫寒家庭子弟读书的鼓励和支持上。

为鼓励子弟读书，里光林氏乾隆年间特地建立隆文书塾，每年请蒙师教各房子弟读书。此外，又为在官学中读书的子弟设立了养贤田。养贤田共24亩，每年于此田内收租，平分给每个读书的子弟，用做购买纸、笔、灯火的费用。如果前往府城温州考试，每人给米三官斗，童生赴考也给米，但数量略少。在端阳节祭拜祖先以后，每人给银三两。到考试之年，根据所获功名等第，各分给银子五两或四两以资鼓励。[33]

泗溪汤氏没有养贤田，而是用宗祠祠田所收的田租，奖励族中有志于功名的子弟。子弟凡已入文武官学读书，或生员因考试成绩优秀而升入廪生，均可得到一年的田租，以示奖励。如果一年之内同时有二三名进入官办学校，则均分一年的田租。[34]

筱村东洋林氏是泰顺一个历史悠久、文教兴盛的家族。数百年来，林氏一族开塾办学，文教兴盛。村内书院比比皆是，最早者有“溪坪园古塾”，乾隆时又先后创办“玉溪书塾”、“竟成书塾”，而林氏宗祠内的“大书斋”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据村内耆老回忆，祠堂从几十里外专门聘来先生教导子弟，他们幼年时都在书斋里读书，交费极少。林氏家谱特设《胶庠录》、《仕宦录》，表扬各代精英。[35]

以上只是各家族重视文化教育的不胜枚举的例子中的几个。我们在考察中看到，在较大的村庄，家族往往建有义塾、书院等各学校，供本村和邻村的家族子弟读书。有的并建有读书楼、文昌阁、文祥塔等以教化为目的的建筑物。在许多宗祠的外面，当年表示科举成功的旗杆石仍一个个整齐地排列在祠门的两侧，有的宗祠如龟湖王氏宗祠门外甚至还有高高的旗杆柱。在少数宗祠的墙壁上，还保存着晚清时期科举高中和民国考上大学或高中的捷报。在一些传统民居中，当年因科举高中而获得的匾额和捷报，仍悬挂或张s在大厅。泰顺农村类似的建筑物和文物甚多，几乎村村可见，构成农村传统文化的风景线。

第二，表现在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帮助子弟获得功名。

里光林氏在清朝初年因屡遭寇乱而宗族势力薄弱。康熙年间，一支迁往龙泉小梅村以躲避仇家，其第三代林绍昌因勤奋读书而在小梅有名气。当时政烦赋重，只有生员才享受国家的优待，家族不用担任粮长。因本乡族人没有善读书者，乾隆年间里光林氏便派人到龙泉劝绍昌回乡参加考试。林绍昌回来后不负众望，相继在县试和府试、院试取得好成绩，被授官。[36]

明清时代捐赀得官合法合理，一些已经富裕但在科举考试上未有收获的家族，不得不走此路，甚至科举已成功的家族同时也采用捐赀得官的办法。不少的家谱都将捐赀得官者与在县学读书的秀才一同列入仕林，写入胶庠。有的家族原来已有家谱，在捐赀得官不久还再次修谱。司前陶氏出于泰顺葛洋，为县内著名大族，很早即登进士第和修家谱。其中一支1736年迁入司前，1793年修家谱。此后家道中落，一二十年后重新致富，后代于咸丰年间（1851~61年）因捐赀得“恩贡生”并获官，1857年再修家谱。[37]

第三，表现在修家谱时重构自己的开基祖，尽量让其具有官员的身份。

对于某些首次编纂宗谱，尤其迁入许多代之后才编家谱的家族而言，编谱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清楚地勾画出自己的老祖宗特别是始迁祖的清晰图像。由于时间太长的关系，有关他们的文字以及口头资料不多，必须通i仔细寻找才能得到。在这方面，泗溪林姓提供了很好的个案。

林鹗《始祖内史公-》载：林氏始祖林建公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年）自福建迁入，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徙家泗溪。林氏迁入后世代务农，到了第六代林杞成为进士，“始追叙其（始迁祖林建公）略为行实焉”。然而由于历时已久，始迁祖“晦名讳迹，无知为谁某者，故仅传”，不得不探寻他的名字和生平事迹。始迁祖的名字和表字都已失传，只知道小字盟官，排行第三，以前称为盟官三府君；因唐末以明经官内阁长史，又称为内史；又因迁自福建建安，称其为建公。外出避难，最初在福建长溪、建阳（相当今福建北部）羁栖靡定，后转入黄、傅二姓请垦之地的泰顺泗溪。[38]林鹗是一名严肃的历史学家，但他所要描述的是自己家族的开基祖，有关他的历史故事早已形成并流传，到林鹗时代已根y无法依据资料进行可靠的考订。透过林鹗的笔端，我们除了看到他的无奈，也能猜测始迁祖迁入时的依稀状况。家谱说他唐末以明经官内阁长史，又称为内史，但从名字和表字俱失、且又在福建长溪、建阳一带o栖靡定，后转入“黄、傅二姓请垦之地”这些情况分析，是否官宦之家，不无可疑之处。

（可参见链接：泰顺《分疆录》与林鹗、林用霖父子）

第四，表现在修家谱时在家族的历史方面也需要重构，尽量使其完;、系统、辉煌。

百福岩周氏宗谱并未像泗溪林氏那样，称始迁祖出自仕宦之家，而是坦率承认出身贫寒并详细记载了他辛苦发家的历史。l基祖迁入时在村中既贫又穷，无立锥之地，不得不做上门女婿，成家后日夜劳作，非常辛苦，靠自己和儿子们的辛勤和精明而逐渐发家。当后代进入太学或通过捐粮获授布政司都事以后，周氏开始编纂宗谱。由于不知道自己家族的源流，于是派族人数人前往祖先迁出地景宁金苏岱等处寻访l因发现非本派正源于是再辗转到泰顺的章州，到了章州发现只剩故址，又历尽艰辛，一直寻找到松阳县的陈山头，费去数十余金，才得到陈辉璋所作原谱，查明迁章州以前的源流。[39]

龟湖王氏迁入时t相当艰难，经若干年的艰苦奋斗，才成为当地人丁兴旺、田产日多且有功名的家族，于是筹划编家谱。由于对开基祖迁入以前的情况缺乏了解，也不得不前往迁出前居住的云和县，访问未迁的家族，并取家谱而抄之，才知迁龟湖家族的分派“信而有征矣”。[40]尽管这样，在后来续修谱的族人看来，开基族以前的历史仍有种种令人迷惑之处：“自始祖以前，世系有未续即间附以已意而接成世次者，亦有未真非妄也，因一时而n悉也。” [41]

刘志伟、黄国信等人对珠江三角洲和安徽徽州族谱的研究表明，旧家族在编纂自己的家谱时，普遍存在着重构祖先的历史与谱系的现象，喜欢拉名人作为本族的始祖。[42]泰顺的家谱同样如此。重构始祖的目的，与重构开基祖的目的大体相同，都是要让自己的祖先，既源远流长，又光辉灿烂。

第五，表现在士人一般都要为家族或地方做一些修家谱、建宗祠、倡导教育等事。

在泰顺人的心目中，士人除了会读书、有功名之外，还要为地方做一些修家谱、建宗祠、倡导教育等益事。岭北道均洋潘氏家谱表扬一位名叫潘有冠的士人：“有才智，凡杂记群书、过目成诵，族内建宗祠、修谱牒，以及延师训子，皆公倡率也。如公者，可谓生在当时，功及后世矣”。 [43]以上提到的里光士人林鹗及其祖先，有感于林氏在宋亡以后渐趋衰落，家谱简陋，尤其是明成>以后不修者百余年，都决心为家族重新编纂家谱。林鹗高祖修谱未果，林鹗遍访同宗，得古本校订，终于编成。编成之后遍告全县族人，举行祭祖先、会族老等仪式，并将家谱印送本宗以及远近各支。[44]

有的士人除了为自己家族修谱，还为其他族修谱。章源一位姓董的老人便夸自己：“余自庆元至泰顺四十余年，名家望族之谱，半出于余手所修”。[45]

   我们在考察中意外发现一位逝世时89岁老人的逐年记事。这位名叫黄世表的老人出生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9岁时入学校读书，25、26岁在邻近大村读书，27岁辍学，学制酒粬，当年长子出生。32岁发起修家谱，37岁捐赀国学生。48岁起连续4年在学校中书，并经营一个采石场。52岁不再教书，倡议捐资修建鼓楼坑石桥。60岁，长孙出生。66岁，再次带头修家谱。68岁，科场再次成功，加为贡元（贡生），仍居住在本乡。这份记事的最后，老人不忘署上自己的身份：“予前清贡元黄世表，字子行，号慎庭，寿八十八岁，四代同堂，自号双桃先生，亲笔记。”[46]这位老人用自己的亲笔记载，反映了山乡士人耕读持家、求取功名的一生，也展示了他们为家族和家乡尽力的一个侧面。

家谱是家族±史，地方史是地方的历史，地方史相当部分建立在家族史的基础上。一些编纂家谱的士人，往往也参加编纂地方史，甚至是其中的主要编者。以上所说的林鹗及其儿子，便是这样的泰顺士人。

林鹗出于泰顺大姓之一的林氏家族，高祖林绍昌不仅善置家业，而且非常重视教育，子孙大都读书习文，参加科n，并且与县内的大家族通婚。林鹗曾任兰溪训导，又曾在温州的中山书院、泰顺的罗阳书院任教。这一切，便为林鹗父子得到泰顺其他家族的信任与支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林鹗看来，泰顺旧志多已亡失，雍正志虽然存在，但“益简且陋”，“有志如无志”。而泰顺是文化发达之乡，家n众多，“家有旧谱，宜邑有详志”。[47]因此，林鹗在73岁由书院退休以后，便搜集《温州府志》、《瑞安县志》、《平阳县志》记载的后属于泰顺县境的山川、人物、古迹状况，又增加一些自己看到听到以及故老传说等整合成书，以为“他日县志嚆矢”。林鹗去世以后，其子林用霖继续努力，最终得以成书。林鹗父子所著的《分疆录》，成为对后世影响甚大的泰顺县志。[48]

相当一部分修家谱的学者也是地方志的修篡者这一点，无疑使保存在家谱中的本地家族的思想、概念、文化，能够经这些学者的大笔渗入方志。因此，作为官方意志体现的方志，自然会有相当部分表现了当地的家族文化。通过时人和后人的阅读，这种通过方志表现的家族文化和家族的价值观，自然又流播全县各地。因此，编纂家谱的士人，在国家文化和家族文化的互相融通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另外，修家谱的名手往往都会成为后来地方志编者或资料提供者，这缘阌质沟胤街敬上地方大族的色彩。

四、总结

位于东南沿海丘陵山区浙闽交界地的泰顺，为我们提供了科举影响家族文化的一个范例。固然各地的情况会有较大的不同，但那些家族历史悠久、受历代战争影响不大、经济文化发展较早、至今家族文化仍然广泛存在的区域，无疑会有许多与泰顺相同的情况。依据泰顺，我们可以认为：

科举制度经隋代创建、唐代发展，宋代已深入民间，成为主要的取士形式。宋代以来在文化向民间普及的同时，读书当官逐渐成为民间秀颖子弟的人生道路。一旦有子n在科举中取得成功，不仅家人在政治地位和经济方面的状况得到较大的提高，族人也从中受益良多，科场成功的早晚和人数的多少于是又成为各地家族地位高低的标尺。受此影响，科举成为家族文化建设中的关键，绝大部分的家族只有子弟科场成功之后才编纂第一部家谱，并在编纂第一部n谱之后兴建宗祠。

可以说宋代以后浸透了读书当官理念的科举文化，在经济文化发达、家族概念极强的地方，已成为百姓的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家族文化的核心部i之一。各地的家族都努力在子弟教育、家族历史塑造、家谱编纂等多个方面顺应科举文化的需要，从而导致家族文化的差异日趋缩小，共同性逐渐扩大。关心家族文化，为家族编纂家谱，提倡修建宗祠，成为士人的责任之一。参加编纂家谱的士人往往又是当地方志的主要编纂成员，在编纂i程中地方士人基于编纂家谱所获得的对本地的认识难免要进入地方志。因此，人们在阅读地方志时，也增加了对家族文化的认识，基于国家层面的认识和基于家族层面的认识就这样在方志中得到了交融。

国家与地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文化。这种科举取士、读书当官的思想，自隋代向全国推行之后，随着宋代文化的普及和取仕数量的激增，深入民间，成为判断家族成功的标志，引导着家谱编撰和宗祠修建，迫使家族文化顺应科举文化的需要，科举文化成为家族文化的核心部分。因此，在新的价值观兴起和流行的同时，国家意识形态得到了普及，拉近了国家与地方的距离，促使经济文化差异不同的各个地方，凝聚在国家的旗帜下，并加入同样的利益圈中。